摘要：孤独、身体、象征 状态：再也没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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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小区后门里，可以远远看到李望乡家窗户上袋子。
黑色的，沉沉的，用一只铁钩挂在防盗窗栏上。李望乡家在二楼，客厅大概是朝南，窗外是一棵数十年龄的樟木。这个小区年代已久，也不太宽敞，灌木很少。李望乡家住的12号楼又正挨着后门拐角，楼下倒是比别处多了几分空阔。
我搬来这个小区第二年的春天，就是在这片空阔之中，抬头看见了正在刷牙的李望乡，并与他相识。
在那前一年冬天，肺炎肆虐得很厉害。我那时在一家自媒体公司从事文案工作，写一点漫不经心的少儿读物。写东西是哪里都行的，所以虽然公司因为疫情已经歇业，但文案组却依然被要求居家办公。
这个小区的早上，窗外总是大片幽蓝，不知名鸟类喜欢站在晾衣绳上聒噪。中午点一个外卖，或者热一热昨晚剩下的餐点，当我认为自己蓬头垢面，无法面对任何人的时候，就不得不洗一个澡，才敢去小区门口拿走外卖袋子。
然后是工作，我把电脑用一个手机盒子垫高了7公分，总算让脖子没那么痛苦。一个下午理论上是可以出一篇初稿，然而我意志很不坚定，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写了一个开头。直到深夜两三点，稿子才算告一段落。
通常我不太关心这间房子里其他事物，桌子椅子牙刷衣架之类，确实也没什么好在意。但两个月下来，这些冷血动物不可避免将我同化了。我的身体已经和这间隔断宿舍，不恰当地合为一个整体。背单词的失败，写作的失败，亲近人的失败，让我的心底整日萦回着一个短句：“为什么？”
这不是一个问题，更像是一句哀号，一点点悲哀的嚎叫。这两个月里李望乡是不是也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呢？有一次我问他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旁边经过的一个带着口罩，扎着单马尾的年轻女人张口了。她说，你只是太无聊而已吧。
李望乡动了动嘴唇，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他尤其喜欢这样出奇的场景。这女人蓝色无纺布口罩下，容颜是怎样温柔或者神情是怎样狡黠呢？李望乡盯着这个女人的眼睛，我们三个人都没来得及说话。她的眼睛异常明亮，有着富人阶级的清澈。像我这样卑微的社畜，眼睛无一例外是浊黄而布满血丝，而李望乡则因为熬夜过多，眼睛也隐隐透出铁青的底色。
在国顺路117弄曾流行一个传说，每年的四月、七月、十二月会有一个蓝色少女在某个角落徘徊，有人叫她藤萝姑娘，但我不知道有哪种藤萝和蓝色有关。张雨婷站在我跟前那几秒钟里，我脑子里浮现的正是这个姑娘，我一直怀有私心地称她为福门特拉女孩，一个蔚蓝色地中海岛屿的名字。
李望乡想说的话并没有说出口，他只说了“你好”。我递给她一支香烟，她摘下口罩，和我们一起坐在台阶上。聊了一会，她说她叫张雨婷，住在隔壁小区，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。其实我太不关心这个，我从来不向任何人表明我是一个文案，不过李望乡倒是很随意地告诉我们，他正在读研，研究文学中的身体和性别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像一只天鹅，抬头向树梢吐气。今年23岁，他补充道。阳光照着，四处洒满天蓝、明黄、淡绿，一阵风吹过，洁白无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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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顺路117弄那个传说里，福门特拉女孩，会把某些关于物候、风景、人物的记忆，赠送给她所看中的失意的路人。这些记忆不知从何处来，在现实世界里永远找不到依据。幸运的人，或许能依靠这段记忆，熬过惨淡而沉默的一生，而另外一些人，则沉溺在这些镜像和碎片中，成为美好生活里的一具僵尸。
我不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，我和李望乡是否算是“失意”，也不想说谁成了僵尸。但关于张雨婷的一切，让我们生活的轨迹，在无尽的现实空间里，确实地发生了偏移。之后半个月里，我们只要一有空，就一齐到后门附近一棵樟树下抽烟，大多数时候是万宝路薄荷爆珠，我喜欢那种香味。
我们通常讨论当下时事或者文学，李望乡常提到朱迪斯·巴特勒。早上七八点，吃早饭之前，他总会陈词滥调地提到《欲望的主体》，我知道他想比喻一番饥饿与食欲，这很庸俗。不过我和张雨婷对这块也没什么了解，只能任由他发挥。
李望乡的话偶尔也会让我沉思良久。闭门不出的生活，或许让人们的身体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生活中心不再是工作、爱情或者在深夜放浪形骸。口罩、酒精成了身体和环境之间的薄膜，人们审视着他们沉疴待治的肉体，情绪的作用被无限的放大。从外部来看，身体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欲望，也在牢笼生活中，不断刷新叠加。那时我最大的乐趣，就是在樟树下抽烟，徒劳地羡慕着燕子们的自由。
张雨婷不太搭这个话题，她是那种cool girl，对所有诗意和学术都怀有戒备之心。比起朱迪斯·巴特勒或者D.H.劳伦斯，她更喜欢类型小说，尤其是推理悬疑小说。李望乡结束他关于身体、创伤、性别的高论后，张雨婷自然地插入了好奇心这个话题，倒是和我所想的差不多。她说，对于身体我们所知太少，比方说如果你从未有过性生活，你对性的研究必然残缺。固然残缺不意味着丑陋，但对研究而言，未尝不是一种障碍。所以说，你对身体还保留着几分探索欲望？
李望乡和我都脸红了。但我没有李望乡那么窘迫，至少我不研究身体或者性别。张雨婷说得没错，李望乡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的阐述和虚无想象之上，注定一无所获。我们沉默了好一会，三支烟都只剩下烟蒂。我习惯随身带着一个小铁盒，用来收藏未熄灭的火种。李望乡只是用脚踩灭，丝毫不顾及这支烟曾亲密无间地陪伴他，度过了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几分钟。而张雨婷把烟吸得很干净，让我不得不惊讶于她口腔耐热程度，更惊讶的是她熄烟的方式——她会去小区垃圾桶旁的水阀下将烟蒂浇灭，就像第一次吸烟的贵族小姐，害怕不小心将这个世界点燃。
扔掉烟蒂，张雨婷站在我俩跟前叉着手问李望乡，你家窗户上黑色袋子里装得是什么？李望乡抬了抬头，为什么问这个？我也不止一次注意到那个袋子。它表面极为不规整，似乎装着各种有棱有角的物件。袋子不是很大，重量却应该不小，塑料带紧绷着，显出收缩和伸张的脉络。
李望乡极快地耸了耸身子，说他也不知道，搬到这里时就有了，没想着动过。你们谁想去游泳吗？李望乡无视我们的追问。我对黑色袋子兴趣其实也没那么大，里边无非是某种闲置废物，游泳却很能吸引我。福门特拉的海水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漂浮了半年了。据说地中海浑浊不堪，对洁癖极不友好，只有出现连续晴天时，沿岸某些浴场才勉强适宜下水。晚上偶尔也有聚会，烧烤设备、沙滩排球以及供情侣们缠绵的小隔间都是白天用剩下的，人们稀稀拉拉地出现在海滨浴场，进行各种意想不到的活动，直到深夜海水退去或者降温才散去。福门特拉女孩就在人群中间，从每一个怀春少年身边经过。
然而在那样一个时节，上海并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三个低端人口游泳，而黄浦江太冷也太脏。张雨婷轻蔑地笑了，我为她点燃一支烟，问李望乡有什么路子能让我们游到泳。你们到底想不想去？他说，“只有信仰最坚定的人方能获此殊荣。”张雨婷把烟砸在地上，说她不相信李望乡能弄到游泳池，并打赌如果李望乡没弄到泳池，就必须把黑色袋子拆开给我们看。然后她把烟捡了起来扔进了洗手池，洇出一圈烟黄。
李望乡年轻，又是名牌大学生，是那种能想到办法的人，这点我不怀疑。我和他认识的那天正值春节假期，他眯着眼睛在阳台刷牙，窗架子上晒着一台黄铜色黑胶放唱机。机子转着，放的是Felt 的Train Above the City 。外放不但很显摆，也相当没素质，不过这张专辑正是我喜欢的。站着听了一会，李望乡伸出头问我想不想用专业设备听听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后来，他说这套设备包括放唱机都是骗来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对于李望乡能够把我们弄进一口清澈、蔚蓝、柔软的泳池这件事，并不是全然当做玩笑。
接下来几天我们照旧在樟树下晒太阳，聊的也和以往没太大区别，唯一不同是张雨婷自己带了烟，不再占我和李望乡便宜。她通常抽七星，大概是没有爆珠的，有着很醇正的烟草味道。中学教师张雨婷一定比我们两个有钱，早该这样了，我笑着说。如果李望乡你把窗户上的袋子给我们打开看看，这个月你们俩的烟我包了怎么样？张雨婷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好奇心。我一手拍在李望乡肩上，用眼神暗示着他同意这个交易。
泳池呢？李望乡想要这份报酬，却好像对黑色袋子不感兴趣。我们笑着在泳池和黑色袋子之间拉锯，最终张雨婷同意如果能进泳池，就包他半个月薄荷爆珠，但黑色袋子约定照样不变。我认为这两个人某种程度背叛了我，但一想到能跟着去泳池，也就没什么好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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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了一阵子雨，大家都没有出门。等天气一放晴，我又迫不及待地到樟树下等着。那天早上天很蓝，大概半个小时后张雨婷到了。她穿着一身粉色，裙子、帽子、外套，和我想象中的福门特拉女孩相去万里，倒是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。那天她没抽烟，也没有和我一样坐在地上。也是，换我也不忍心糟践这身衣服。
她在我面前来来回回走着，我没好意思吸烟。你包里装着啥？我问她。她说先不告诉我，我又问她老家是哪里，通常我不会问别人隐私，但那个时候我没忍住，也许我真的特别想知道？我是武汉人，她踮着脚转了一圈，辫子飘了起来。能保持这份乐观不容易，我们聊起了武汉疫情现状，比如官方行动，物资问题以及死亡。
张雨婷似乎并不是很愿意谈到这些，大概已经对这类话题已经疲倦了。我不能干净地相信任何消息，张雨婷摇了摇头说，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发生了呢？那些四处播撒的文章，不足以作为我评论的依据。我认为她的想法太过极端了，人本来就是要靠他人才能有体系地认识世界。即使是亲眼所见的事物，其概念不也是由外部所赋予吗。我打算反驳她的观点，但又觉得没有必要。她是武汉当地人，不需要我来指点。这个时候李望乡来了，也背着一个包。
里面是什么？我对这两个人不约而同带包出行感到错愕。李望乡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我无言以对。他说要带我们俩去一个好地方，张雨婷马上就同意了，于是我也跟着去。结果就是到了那所大学围墙下面，这地方我来过不少次。面对着围墙，李望乡终于说他有一个好消息，他找到了可以让我们违规使用的泳池。详细一点说就是李望乡贿赂了学校泳池的管理人员，有一个下午时间可以让我们三个下水，前提是所有清洁工作由我们三个来做。我没有在学校没有看到其他人，或许是因为我们翻墙而进，避开了可能还有人的地方。
游泳池其实不需要太干净，放了水消了毒就差不多了，最累的是擦洗水池壁，泳池久未使用积不少灰尘。我们三个拿着拖把，穿着一次性防滑塑套鞋在洼地里跳舞。天蓝色瓷砖上漂浮着水浪，日光和影子散漫地放映。清洁剂泡沫流动着，像一条五颜六色的河，最后在水枪冲击下化为虚无。
虽说只是打扫，但泳衣这个时候已经显得必须起来。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用过泳衣，小时候在河里是不需要泳衣的，泳池里的小孩子通常穿轻薄一点内衣也就凑合了，更何况其实这辈子我也就去过一次泳池。不幸的是，他们两个人包里各有一件做工精良，图案鲜明的泳衣，一定是事先瞒着我商量过。泳衣有什么好遮遮掩掩？我问。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李望乡回答得很敷衍，什么叫他妈的惊喜？惊喜的意思应该是给你也带了一套泳衣。这件事显然另有隐情，不过结果我已经满意，不予追究。
你有多久没干活了？我躺在水池里，新鲜自来水即将漫过身体，张雨婷坐在救生椅上笑。李望乡拿着三氯异氰尿酸袋子，等待我像波塞冬一样踩着巨浪从水中升起，然后进行消毒。半年吧，如果你是指体力劳动。我的声音在泳池里荡来荡去，水漫过了嘴唇。我站起来问李望乡，如果我们只游这一下午的话，是否有必要消毒呢？他想了想，最终没有把消毒片扔进水池。
我唯一擅长的泳姿是狗刨，在尚未被污染的湛蓝的浮沱河，没有人在乎你姿势好不好看。但在泳池里狗刨不合适，这里太小了太清澈了，容不下拙劣的姿态。张雨婷站在跳板上跃跃欲试，她的肚皮映出一抹雪白，摸起来或许就像诗歌里描述得那样，柔软如天鹅绒。她跳着，看得我心旌荡漾，李望乡想必也是如此。
张雨婷提议我们应该在水里跳舞，或许她是指花样游泳，我不知道。我漂浮着，时快时慢地摆动四肢。从一个关节到另一个关节，做出那些我已经两千多天没有做过的动作。有一个瞬间，我看到一只鱼从我眼前划过。据说，在水里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是鱼应该是张雨婷。我和她在深水区的水下碰面，她头发没扎牢，松垮垮地随着水波摆动。阳光就像从她眼睛里溢出，以一种明亮的蓝包围着我，在四周闪现。
对于张雨婷来说，我的泳姿，我的身体是否也有动人之处呢？我突然想到。李望乡是我们三个里最擅长游泳的人，精通蛙泳、蝶泳、仰泳等十八种泳姿，但他在水下看起来就像一只蟋蟀，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像在挣扎。我懂这种感觉，而且我比他更症状更重，在尝试过许多姿势之后，我发现我忘记了游泳该有的姿态，连狗刨也弃我而去。生活在水中和生活在在岸上是否已经没有区别？
我们应该玩点游戏，比如说皮球争夺战之类的，张雨婷提议。你说什么？我用力一蹬，在水面卷起一朵浪花，可是我们那里来的皮球呢？李望乡对着泳池边无人看管的小店跃跃欲试，然而那里也没有皮球这种东西卖。张雨婷说她只是举一个例，其他游戏也可以。于是我们在水里玩一种淹死别人的游戏。很简单，把头往水下按就行了，泡泡像煮开水一样沸腾。当然，也不能太过分，意思一下就行。我原以为李望乡会在游戏里占到便宜，但他力气出奇小，结果就是三个人各有来回。
李望乡脸上有一种谜一般的红色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确实也热了起来。我摸了摸脸颊，没有一点池水的清凉。但和李望乡不一样，把他们按在水里的时候，我感到心里有某种不详正在宣泄。伤害一个人会带来快感，即使是假模假样的伤害。想到这，我的脸也因为负罪感迅速地红了。
最后几分钟里，张雨婷一直在尝试水面行走，站在岸边，一次又一次地张开腿迈向水面。为什么我们不是耶稣呢？她说她想试试两只脚掌紧贴着水面，身体随波而动的感觉。但不需要任何绳子，她补充说。这不可能成功。一个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在水里折腾了最后几个来回，才上岸换回衣服。放完水，我们再次爬出围墙，相互摆摆手回到巢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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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家，才发现室内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故障，只能勉强用一盏台灯照明，这盏台灯有点接触不良，经常发出滋滋的电流声。人们在满城电流声里睡觉，有时候，短路或许不可避免。
我们照例在樟树下抽烟，等待肺炎平息。张雨婷有一阵子没来，据说是要学习线上教学。但她并没有失信，李望乡在信箱里发现了10盒薄荷爆珠，我也从他那蹭了不少。其实我们俩每天才抽一两只支烟，10盒足够用上小半年了。但既然张雨婷慷慨，断没有拒绝的道理。我和李望乡聊得比以往少了。每天都待在家里，没有新鲜事提。李望乡的研究也陷入了停滞，或许他真的被张雨婷给唬住了。
从隔壁小学门卫大爷那里，我借来一颗被没收的足球，趁着好天气，在樟树下胡乱颠着。樟树籽落了满地，像山羊粪，或者珍珠奶茶里的珍珠。李望乡从楼上搬来一条折叠椅，翘着二郎腿看手机。我问他，那个袋子你为什么就没想着动过呢？他说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过了几天，一个晴朗的周末，张雨婷终于来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就好像这些天里来樟树下的目的，不是抽烟而是为了等待她到来。李望乡拍了一下她的肩膀，我拿出打火机点燃了她嘴里叼着的七星。没办法，学校开不了学，孩子又要上课吧，不然我才不想做什么网红，她说。
李望乡要去楼上拿凳子，我让他免了我的份。不一会儿，他在阳台朝我们呼喊，手里举着两副耳机，让我们到楼上试听一下。张雨婷轻轻哼了一声，表现出一种不服气的姿态，好一会才丢下烟蒂，让我带路上楼。其实也什么好带路的，李望乡家就在二楼。绿漆铁门，门上挂着一个福字。让人惊讶的是方块地毯上绣着“天下无敌”四个字，之前竟然没有发现。张雨婷笑得扶墙，抬起手对着大门一顿猛敲。
李望乡家里乱七八糟，到处都是书，到处都是奇怪的线路和电子设备。他把我们带到客厅，好歹清理出半张沙发坐下我们两个。放唱机、电脑和一堆不认识的玩意就堆在餐桌上，他给我们一人一杯泡了一杯咖啡，苦不堪言。先喝完，不然等会洒到设备上我得哭死。李望乡靠着墙，神情得意地说。
这是我在2019年和2020年里，第二次进入另外一个人的住所，却没有产生任何“我不属于这里”的感觉，虽然李望乡房间和我房间风格迥异。我左顾右盼，在房间里寻找着感兴趣的事物，一把马头琴，一只鲨鱼公仔，一套大英百科全书。你还会马头琴？我问李望乡。不会，这是别人的。我们没有问是谁。
李望乡提醒我们赶紧带上耳机，最近这套Duran Duran的黑胶唱片来之不易，必须认真听。那是一张同名专辑，于1993年发行，第一首歌是Ordinary World。设备确实优良，我转头看向张雨婷，她闭着眼睛，像一只麻雀正在酣眠。第二张专辑是Chuck Berry作品，曲风应该是蓝调布鲁斯。张雨婷站起来踩节奏，李望乡在旁边整理相册。
等到这张专辑第二首歌放完，张雨婷已经跳到了阳台上。我不知道该庆幸耳机线够长，还是该庆幸客厅够小。总之，我马上就明白了张雨婷的意图——那只袋子。她叫李望乡过来，我们三个站在阳台上。她说，今天赶巧人都在，不如打开看看吧。
李望乡倚着门没说话。我们从钩子上把袋子取下来，不太沉，大约和一个电饭煲的重量相近。张雨婷从皮夹克口袋里，掏出一把崭新的瑞士军刀，在袋子四周的尖尖角角摸索，意图找到一个适宜下刀的地方。我又看了李望乡一眼，他还是没什么表情，应该是默许了。
他总是那样不着边际，在身边的一切事物里展开臆想，说得好听叫有想象力，romatic，难听点叫幼稚、不正常，生活无数虚假和自我的泡沫之中（你觉得我也是？）。而现在，张雨婷就是要刺破其中一个泡沫。
袋子很厚，连续砍了两刀才破开一个小口。我让她小心些，别弄坏了里面的东西。她叉着腰歇了会儿，说这袋子既然被放在这里这么久，一定也没太多价值。袋子上积了一层污渍，她从包里拿出一双一次性手套，沿着缝隙掰开看了看，但没能看出什么端倪来。直接全部打开吧，反正都开了，我提出建议。她拿刀又割了几下，总算能把袋子从两侧扯开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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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只木偶，准确说是一匹木马。木马这个词现在意义很多，原始的木头马倒是从未见过。那马的形象并不写实，像是卡通角色，四肢圆润，身体各个部分也由草率的线区分。前后蹄子由一道弯木承接，我想起很多孩子都曾体验过的木马坐骑。但这匹马很小，太小的孩子无法骑马，大一些的孩子又坐不下。
大概是某位热心家长留下的礼物？张雨婷捏着木马脖子，抬起来让我们观摩这富有童心的造物。李望乡这时也走过来，从她手里接过了木马。他张了张嘴，但又没说什么，或许是因为这只木马太简单吧。瞧瞧这只木马脸上的颜色，黑眼眶当中一双黑色的眼珠，脸颊上的红晕是个标准圆，一张鲜红的马嘴，确实也算不上可爱。甚至有点难看。我从李望乡手里拿过木马，一个猴子穿着铠甲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浮现。或许是一只猴子骑士的坐骑，我说，可无人回应。
好奇怪的马，要不我们还是扔了它吧。李望乡脸色突然难看起来，就像一个即将呕吐的酒鬼。他说，这只马的样子让他觉得恶心。对黑袋子最积极的张雨婷，看起来也有些不愉快。这木马越看越诡异，为什么以前的租客要留一个这样的玩意呢？张雨婷在阳台上来来回回地走着，虽然那阳台已经小到她只需两步就已穷尽。
我倒是没什么感觉，要是这马好用、好看，人家也不会留在这里了。扔了就扔了吧，我附和说。李望乡从地上捡起黑袋子，把木马塞了回去。你们在这里听歌吧，我去扔。他的脸色更差了。我嗯了一声，回到了沙发上。张雨婷踱着步子走了进来，却跟在李望乡身后。
要不我们把木马锯开来看看你？张雨婷说。李望乡猛地抖了一下，然后停在那里一动也没动。过了几秒，张雨婷似乎也意识到她的建议不是那么友善，紧张地退了两步。还是算了，扔了挺好的，她补充道。
李望乡把袋子丢在地上，靠着墙开始干呕。张雨婷望着我，我也望着她。这是在太奇怪了，李望乡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？而张雨婷又怎么能问出那种问题呢？摇了摇头，我起身想看看李望乡的情况，但还没开口，李望乡就开口了。“你俩要不先走吧，我一个人待会。”他转过身说，并托我下楼的时候顺带把袋子也给扔了，我自然无不可。张雨婷低声说了一声抱歉，也跟着我下楼了。
路上，我和张雨婷没怎么说话，扔了袋子后，我们各自回家。没事的，明天见。临走前我向她挥了挥手。她勉强地笑了笑，也走了。
傍晚的时候，我收到信息说买的书到了，一本小说，叫《塞巴斯蒂安·奈特的真实生活》。纳博科夫的作品，在我这样刚毕业的上班族群体里出奇地受欢迎。但我看书很慢，通常只是作为收藏。因为肺炎，快递无法送上门，我只好又到小区门口取件。其实我很享受这样的事情，宿舍太闷，出门走上几步也挺好的。
拿到书我随手拆了包装，回去的路上经过垃圾站，随手扔了也省得之后麻烦。这本来没啥新奇的，不过因为之前那扔了那只木马，所以多留意了几眼。那样一直怪诞的马，分类工人看了会怎么想呢？一定会很惊讶吧。但在分类工人胆寒之前，我先毛骨悚然了——那只木马不见了。
会不会是张雨婷偷走了。连垃圾她也偷吗？可怜的福门特拉女孩。我匆匆回家，不想深究这事。这之后几天，我没有在樟树下看到他俩。李望乡似乎没在家，我朝他家窗户喊了几声，也无人回应。阳台上没了那只袋子，看起来倒是和谐了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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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看着又要到四月了，春天的色彩越来越浓。肺炎似乎也没那么给人以危机感了，不过因为境外输入，街上绝大部分人还是带着口罩。到了最后关头，勒紧的口罩系带和眼镜上浮起的雾气，反而更加让我痛苦不堪。身体带来的累赘已经足够让人精神萎靡了，还要额外受到这些外物约束。以前我觉得人类的未来是把全身换成合成材料，现在看来，意识上传显然是个更好的选择。抽完烟没什么事，我在路边站着看了会儿风景，还是回去写稿了。
大概过了半个月，政府总算宣布开工开学，附近学校的泳池也终于开张。我后来也去游了几次，始终找不到当时的感觉。人太多了总是没那么好，虽然那些男男女女年轻的身体，确实赏心悦目，但没有一个比得上张雨婷。
还好，没等我我去找她，她就先找到了我。在人满为患的地铁十号线，她努力拉住了我的背包。我扭头看到她在笑。久别重逢总是好的，我甚至感觉自己不是在群蚁营营的软土之下，而是浮在上海那日湛蓝的天空。
她拉着我一路到了樟树下，神经兮兮地说，你猜猜我在木马里发现了什么？看着她眼睛里流光飞转，我隐约觉得有点危险。什么？我说。一把手枪！她凑得很近，一股暖流扬起了我耳朵上的绒毛。手枪？！等会儿去我家看看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来根烟吧，她说。
她住的是合租房，和我一样。不过她室友不像我室友那样行踪不定，和她一样在学校教书。校方每月给她们2000块房租补贴，这个价钱并不低，所以房子也还算宽敞。进了门，玄关架子上摆着一束干花。再进去是客厅，没有茶几，只有两个工作台，都摆满卷宗。各个角落都放着东西，扫地机器人、净水器、壁挂电视、游戏机等等，满满当当。这些东西都很有生活气息，但配上冰冷洁白的墙面，却让我有种久未住人的感觉。
她卧室里几乎什么也没有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衣架，就只剩一片空旷。那里放着一张米黄薄毯，四分五裂的木马就在毯子上，锯子就搁在其中一块肢体上，旁边是一把铁黑的手枪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点四四，至少从外观上，它确实像一把真枪。我拉上门，上前用手背碰了碰手枪，和所有玩具枪的触感都不一样，它更加冰冷。我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，为什么木马里边会有一支手枪？它到底是不是真枪？它是怎么放进去的？谁放进去的？为什么又留在阳台上？
它里边有子弹吗？我突然想到。张雨婷问我，你是否有过向一个人开枪的冲动？我没有那么深刻的仇恨，我说。不，开枪是一种想法，和对象是谁无关——当然，对象最好是一个人。她拿起手枪仔细揣摩，我才注意到她刚刚把外套脱掉了，只穿着一件黑色贴身背心，美好的侧乳从肋边滑出。
把窗户打开，她说。我拉开窗帘，阳光照了进来，她举起枪瞄准了天空。这里边只有一颗子弹，我们只能打一个人。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把枪打人？那你想用它来射谁呢？我本想说谁也不射，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。我觉得可以用它来打一堵墙。
对于一堵墙来说，这把手枪的威力可能太小了。如果是李望乡，他会想用这把枪干什么呢？我问张雨婷，最近是否见过李望乡。她摇了摇头，没有，你没和他微信联系吗？事实上，我一直没有李望乡和你的联系方式。
她打了给电话给李望乡，但没人接。你说，他是不是逃走了？张雨婷的想法很不友好。虽然确实有这样的可能，可如果是真的，李望乡又为什么让我们发现并丢弃木马呢？那只木马被肢解后的形象更加怪异，李望乡看到一定会呕吐不止吧，如果他确实是因为这一点而反胃的话。
我们报警吧？这玩意不适合拿在我们手里，我说。也好，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得把那颗子弹用掉，到时候警察问起来，就说以为是玩具枪所以误射了。张雨婷的提议不错，我打心底里其实也想开上一枪。枪已经被发明快1000年了，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还不曾用过，人类有这么脆弱吗。
我们在樟树下讨论什么样的目标适合那颗子弹，我不同意用枪来伤人，所以几天下来没讨论出什么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我注意到李望乡家里似乎又有人了，窗台上多了几盆绿植。
请问有人在吗？谁呀？我。你是？还有我，张雨婷。噢，你们是附近的邻居吧？一个女人开了门，大概二十五六岁，从未见过。你是叫这个名字吗？她指着一张小纸片上我的名字。这是之前的租客让我们给你的。那女人递过一只纸盒子，我当即打开了。里面是一张明星片，写着一个美国地址，还附了一句话：让张雨婷把烟寄到我现在的地址。李望乡居然搬走了，他到底知不知道手枪的事情？
对了，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包没带走，应该也是你们朋友的，那女人又递过来一只布包，沉甸甸的，里面是两幅头戴式耳机。这个年代这么真诚的人确实不多见。你吸烟吗？我问。不吸烟，谢谢。我和张雨婷点了点头，再一次表达谢意后转身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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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在街头寻找着一个不幸的猎物。枪就放在我外套内袋，没上膛，但能感受得到它的温度。如果找到了开枪的对象，谁来扣动扳机呢？我问张雨婷。这把枪是她发现的，如果不是她来未免显得不公。等会再说，谁知道我们能不能碰到那个对象呢，它可能是是你的敌人，也有可能是我的敌人，又或者只是一个无关轻重的什么东西，张雨婷说。
一整个下午，我们横穿25条街道，从河流北面走到了东面。天气还可以，肺炎给大家带来的阵痛，似乎消失在了海棠和樱花的明亮之中。我发现我想打死的东西越来越多，除了那堵墙，还有几只肥硕的灰鸽子，放在杂物堆上边的玻璃罐，地铁站的升降梯，一辆海蓝色的奔驰轿车……最后我甚至想打死我的脖子，为什么它总是不舒服？但打死它我也活不了，所以还是算了。
张雨婷或许也是这样想的吧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挽起了我的手。她个子不高，又很瘦，让人很有保护的欲望。虽然隔了好几层衣服，我右手的肌肉轻微抽搐着，我偷偷朝张雨婷瞥了两眼，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。
我们再一次走到江边，几艘货船缓缓驶过江面，我们趴在栏杆上一言不发。水波柔软的滑动，一层层阴影相互堆叠，最终在更大的水波下融为一团混沌。阳光从水里刺着我的眼睛，一阵疲倦从视网膜贯穿到心脏，我扭过头看着张雨婷。我们应该朝太阳一枪，她说。我直起身，点了点头。
我们在江边的一个废弃厂房空地里准确准备这一枪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，开枪嘛，扣动扳机就行了。我从路边摊贩那里买了两幅玩具墨镜，但张雨婷拒绝了，她说她要盯着太阳死去。随便吧，我举着枪，太阳在墨镜里像一颗奄奄一息的苹果，阳光照在身上却很暖和。
你怎么不开枪？这不是在等你的口令吗？我回答，并提议一块开枪。她接过枪举着，我握着她的手。她说这样很危险，枪的后坐力会损害我们两个人的手腕和肱头肌。但我们都没有放开手的意思。她的手并不是很柔软，但也和粗糙沾不上边，像一枚杭州十二月刚落下的雪花。沉默了一会儿她才扣动扳机。枪声很大，我们都闭上耳朵，望着那颗子弹向太阳飞去。
她盯着太阳看了几秒，把枪扔在地上，抱着我啜泣起来。
太阳死了，你感觉到刚才从枪里传过来的振动吗？枪声依然在脑海中激荡，但另外一种声音更加宏大，那是细胞在尖叫。我什么也没说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个天神在警察到来之前，带着我们离开这里，但他没来。
福门特拉的海水在我怀里流淌，在所有沉积物之上，那只藏匿着女孩美好身躯的海蚌缓缓张开。我低头亲吻张雨婷的额头。幸好警察也没来，好像除了我们，再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声枪响。
我和张雨婷坐在地上，刚才那一枪似乎消耗了身体太多的能量，我们一言不发，沉默了近乎半个小时。其实，我有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一个字也说不出。最终，我们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各自回家了。
9
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张雨婷，她和李望乡一样不见了，或许也是去美国留学？或者英国，或者随便哪里。如果是被警察抓了，我希望她可以把我也供出来。有时，我后悔没留下他们两个的联系方式，但又从来没去房东、学校或者其他人那里追问过。在樟树下抽烟的时候，我偶尔会猜测张雨婷后来有没有把烟寄到美国去。又过了几天，公司总算通知我去办公楼里上班。
那以后，工作越发忙碌，我也渐渐戒了烟，便没怎么去过樟树底下了。